◎任凡
現在一說到兒童劇或兒童電影，創作者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情節要簡單，結尾要溫暖，中間最好能講點道理，總之一定要盡可能多地呈現美好生活，盡可能少地觸碰觸複雜人性，彷彿孩子會一直是孩子們，永遠長不大。這是典型的拿孩子當寵物養的教條思維，三、四十年前那些以兒童為主要受眾的文藝作品根本就不是這樣的。很遺憾，青年導演拉華加就陷入到這種創作思維定式裡，於是拍出了《千里送鶴》這樣一部看似溫暖實則寡淡、孩子不明所以大人看不下去的、與同類題材高度同質化的國產文藝片。
電影講述了一對生活在青海藏區的正在上小學的姐弟，在百無聊賴的假期生活裡，偶遇一隻雛鶴。當得知這隻黑頸鶴是瀕危物種，且主要棲息地位於雲南後，小姐弟義無反顧地開始了漫長的送鶴之旅。注意，以上並不是影片概述，而是影片的全部內容。導演將鏡頭專注地對準藏區以及送鶴沿途的自然風光，除此之外無暇他顧。雖然「姐弟千里送鶴」和「父親尋找姐弟」看似兩條平行敘事線，但兩條線在敘事策略上並無本質區別，並且很快相交。導演似乎毫無耐心在回歸與尋找這樣的主題上稍作停留，好像生怕「多餘」的表達影響了觀眾對自然風景和民族風情的欣賞，以最為多快好省的方式快速把這趟旅程推向了終點。
影片的敘事方式呈現出高度平面化和符號化的傾向：幾乎所有的人物關係設定都一絲不苟地遵循了刻板印象。例如孩子一定是淘氣的，奶奶一定是慈祥的，父親一定是嚴厲的，孩子對父親一定是畏懼的，奶奶對孩子一定是管不了的，等等不一而足。不客氣地說，這些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人物，而只是導演信手拈來的符號。在片中，母親的角色是缺席的，而缺席人物往往能為在場人物製造出更具張力的影響。可惜導演選了一筆帶過，以至於在影片後半段，經歷了審美疲勞之後的觀眾和這對小姐弟一樣，完全忘了母親這回事兒，一心只想讓黑頸鶴快點到家。小賣店店主大概是全片唯一有些新意的設定。在處理這個「智者」形象時，導演沒有選用老人，而是讓一個青年學生承擔了這個使命。他的生命經驗無疑與姐弟倆更為貼近，本應在姐弟倆的成長進程中施以更為重要的影響。然而，最終我們看到，這個年輕店主在片中的作用和百度搜尋沒什麼區別：除了在兩個孩子遇到困惑時提供一些照本宣科的答案，再無其他有效行動。
如今的大銀幕上，少數民族題材不說是汗牛充棟，至少也算得上比比皆是。大家一門心思放在強調少數民族生活的特殊樣貌上，但久而久之這種特殊樣貌必然形成另一種呆板描述，從而顯得一點也不特殊。藍天白雲轉經筒，雪山草地犛牛群，這種關於藏區的描述無疑是流於表面的。這些關於少數民族或鄉村生活的描述不是不夠真實，而是沒有意義。如何穿透這層堅硬的老繭，提煉出更具普遍意義的生活表達，才是少數民族題材創作者應該思考的課題。英年早逝的萬瑪才旦導演是關於這一課題當之無愧的實踐者，可惜作為該片監製的他，沒有機會在這部作品裡延續自己傾注於藏區生活的思考和情感。
影片對於公路電影模式的搭建也是失敗的，根本原因在於困境的缺席導致了主角整個成長過程的面目模糊。且不說這一對小姐弟在人物形像上從一開始就沒有做出有效區分，除了跟爸爸情感疏離、時間沒處打發之外，我們再也沒看到複雜生活對他們造成任何的現實影響。如此單薄的前提設定，必然無法支撐起千里送鶴的公路敘事骨架。儘管敘事乾淨、基調溫暖，但整部電影就像用一筆漂亮字抄了一句廢話，又像是在一個羊皮本子上寫了一篇小學生作文，紮紮實實地雕琢出了一種精緻的無聊。我堅信，這種無聊絕不只是針對成年觀眾。
然而，這還不是最糟的。影片結尾最後一個場景，小男孩突然從床上醒來，旁邊睡著爸爸和姐姐，而天還黑著，似乎是在暗示前面所有的敘述只是一場夢。這無疑犯了電影敘事的大忌，是自作聰明的狗尾續貂，也是對觀眾極大的不負責任。
透過該片，我們看到國產文藝電影似乎正在進一步割裂著影展與市場的關係。影展與市場對於一部作品的認知與判斷，固然存在著不同的評價標準，但這種認知差異應該是相互成全而不該是非此即彼的。一方面，越來越多的文藝電影由於過度沉溺於自說自話而連發行方都找不到；另一方面，將目標對準市場的類型片卻遲遲無法獲得節展獎項的肯定。我注意到，在《千里送鶴》這樣一部作者味濃鬱的電影裡，居然有三位編劇同時署名──這在以往的文藝片中是十分罕見的。我猜想，導演和製片人的實名闖入，大概是希冀為電影注入一些呼應市場的元素。然而這項努力非但沒能讓劇本更加飽滿，反而流露出一種企圖面面俱到的焦慮。
《千里送鶴》在院線「一週遊」的命運似乎早已註定，而如何讓節展中的文藝電影持續、健康地走入市場，仍然任重道遠。 （北京青年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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